红高粱

小说《红高粱》1986 年 3 月发表于《人民文学》，张艺谋当年 7 月从《老井》片场赶到北京谈改编权，以 800 元买下电影改编权，日后作为编剧之一又获 1200 元稿酬。剧本由陈剑雨、朱伟与莫言三人改写，陈剑雨执笔；影片最初的片名是《九九青杀口》。项目得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吴天明的支持——按当时厂规，剧本未经厂务会议通过就拿不到生产资金，吴天明在各车间私下凑了四万余元，让剧组赶在农时前种下高粱。

影片的摄影是顾长卫，作曲赵季平，主演姜文与巩俐。选角过程一波三折：最初考虑史可，巩俐经推荐试镜后被选中，而莫言最初认为她与心目中的我奶奶相差甚远。剧组在山东高密以每亩 250 至 300 元的价格与农民签约种下百余亩高粱；1987 年六七月当地大旱，高粱长势不齐，莫言出面找到县里特批五吨化肥并召乡干部开会督办，影片才得以在秋季开机。

成本最终超过 80 万元，而当时中影公司的收购价只在 70 万至 120 万元之间。吴天明与中影谈判，争取以分账方式取得票房分成，使《红高粱》成为中国分账发行的先例。影片 1988 年 10 月 10 日在内地公映，全国发行 200 多个拷贝，票房超过 4000 万元，票价从几角被炒到 10 元。

送片柏林带有偶然性：1987 年底，电影局原定选送陈凯歌的《孩子王》，陈凯歌主动放弃转而投向戛纳，而柏林报名已经截止，西影的杨凤良推荐了刚完成的《红高粱》，电影节主席哈德尔破格给予入围资格。1988 年 2 月 23 日，影片获第 38 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。

第五代导演在 1980 年代中期进入创作，共同背景是文革后重建的北京电影学院教育，以及广西厂与西影厂这类愿意承担风险的地方制片厂。与第四代的知识分子反思不同，第五代转向一种以影像强度为核心的历史寓言，《红高粱》是这一转向最成功、也最被广泛接受的样本。

同时，1980 年代中后期是中国电影发行体制开始松动的时期：中影统购包销的格局仍在，但制片厂可以就个别影片谈判分账。加上国际影展奖项带来的新闻效应，影片得以在票价低廉的年代获得惊人的观影人次，这一组合在 1990 年代之后再未完整出现。

• 以高饱和的红为主调，逆光拍摄高粱地，使前景植物成为剪影与色块。
• 低角度与手持并用，在颠轿、酒坊等群体场面里把摄影机放进动作内部。
• 音乐的仪式化使用：唢呐、鼓与民歌式旋律承担段落划分，替代常规配乐。
• 以空间形态（圆形高粱丛、倒伏的高粱、日食）代替情节说明。
• 群体调度重于个体心理，人物常以队列与集体动作出现。
• 色彩与光线被当作叙事节奏来安排，由黄绿推向全红。

影片在内地公映前已在柏林获奖，消息传回后引发全国性关注，形成罕见的未映先热。在票价只有几角钱的条件下，部分城市票价被炒到 10 元，全国票房超过 4000 万元，观影人次以亿计；此后它又获得国内的金鸡奖与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。

国际评论普遍把它视为中国电影重新被世界看见的标志，也有评论指出影片对历史的处理偏向寓言化、把乡野暴力浪漫化，这一批评在此后关于第五代的讨论中持续存在。

• 莫言以 800 元出让改编权，并作为编剧之一获得 1200 元稿酬。
• 高粱由剧组自行种植，因农民疏于管理长势不佳，经县里特批五吨化肥并由张艺谋亲自督工半月才恢复。
• 影片临时顶替《孩子王》参赛柏林，属于报名截止后获破格入围。

「我初见这样子的巩俐，心中不由升起了团团狐疑之云……我怀疑张艺谋走了眼。」

莫言回忆选角过程

金熊奖为第五代打开了国际通道，此后《菊豆》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《秋菊打官司》接连进入三大电影节，中国电影与国际艺术电影体系的关系在此改变。

它也让张艺谋与巩俐、顾长卫、赵季平这一组合作者各自确立了位置；高粱地的逆光与红色调成为此后大量中国电影模仿的视觉范式。影片经修复后曾于 2018 年三十周年时在内地重映。

本片问世于 1987 年，属中国大陆电影。第四代与第五代相继登场，寻根、乡土与影像本体自觉成为核心命题。

在站内的编目体系中，本片收录于「柏林国际电影节、中国电影金鸡奖、导演作品、重要作品序列」，可沿这些栏目回看它被归入的脉络。

本片在中国电影金鸡奖、柏林国际电影节留有 2 项获奖记录，均已逐条链入对应电影节年鉴。

导演风格：张艺谋的作者签名是「色彩造型与民族寓言」：他早期用浓烈的红（高粱、灯笼、染布）象征生命力或被压抑的情欲，后期以水墨、阴阳对应结构叙事。他偏爱封闭空间（染坊、宅院、妓院）承载权力与规训，人物常是被命运碾过的女性或执拗的个体。其视觉先行的本能使电影兼具绘画性与戏剧张力，但也常被批评以形式遮蔽思想。

在站内收录的张艺谋作品中，本片按年代排列第 1 部（共 27 部）；之后为《代号美洲豹》《菊豆》。